市领导参加各代表团审议

在每个阶段，我们可在不同的法律样态中发现某些共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发现某些共性。

只有诉诸原则，法律解释才能够确保整体性，从而不至于陷入"棋盘式"的法律分割局面。其二，这种设计意在实行更陡峭的累进税制度，对高收入者，税率应更高一些，以改善美国过分不平等的状况。

由于平均保额的测算方式，把所有的人都置于平等的地位，"把平均保额水平作为决定性因素"，是对所有的人"给予同等重视的一个适当方式"。这就需要有自由/限制的底线，作为初始拍卖的背景制度。怀疑论可分为内在怀疑论和外在怀疑论。正是基于一元论，德沃金才坚持法律以道德作为基础，政策服从原则，个人权利压倒集体目标，在疑难案件中，仍然存在唯一正解。首先，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立法机构的代表，来自不同阶层或地区，代表的利益不同，立场也就不同，因而许多立法是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并不代表社会全体人民的利益。

第二，当时所奉行的"拯救原则"，导致用于拯救人们生命的最后六个月费用，超过医疗总开支的1/4。（2）以义务为基础的理论，强调个人的服从性和个人美德的优先性，目标和权利都服从义务。近年来揭发出来的握有大权的腐败分子，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公共财产，收受贿赂，动辄上百万乃至上千万。

因此，不同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公共权力加以限制，只是限制的方法和强度有所差异。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公共权力呈现出异化的倾向，经常被滥用。我们千方百计想通过思想教育试图把掌权者都塑造成为清正廉政的楷模和兢兢业业的公仆，同时对于不可救药的贪官污吏施以极刑，以警效尤。人大有3000多人，不仅人数过多有违精兵简政的原则，而且难于集会讨论公共事务，因而不得不把许多重要事务交由常委会讨论决定。

试想，如果存在有效的监督机构，这些领导如何胆敢如此胆大妄为？如何竟能长时间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而未能被及时发现？如何会给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如要监督检察机构真正充分发挥效能，就应赋予它们以足够的权威。    媒体监督是群众监督的特殊形式。

然而，口号并不等于实际。过于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对代表的质量要求较低，新近关于人大常委专职化的尝试，是这方面一个新的进展。中国在公共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作为权力机构的"人大"，没有足够的权能行使监督职能。"② (三)教化与严惩之间? 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人性本善的前提出发，认为只要实行良好的教化，则人人皆可为舜尧。

虽然近年来强调它们之间的合作与配合，例如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等措施，但是，机构重叠却带来了队伍不够精干和管辖权限交叠等问题。在这些地方，农民自治管理效果很好。最后，现代法治不仅重视形式公平，而且还关注实质公平，至少应限制实质不公平。(二)有权即有理? 英国历史学家梅特兰在论及英格兰古老的诉讼形式对后世的影响时曾经指出："虽然我们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仍然从坟墓中统治我们。

同时改现行的"条条"和"块块"双重领导为"一条龙"的独立垂直领导，人员任命、职务晋升和经费来源等都由中央监督检察机关统一安排，在体制上同级任何组织或机构的影响，从而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能。传统"官"念表现在许多方面。

另外，如果在司法权之外存在某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司法机构的独立审判就不可能得到保证。权力一旦腐败，公共利益和公民的权益就岌岌可危了。

这几种治道之间没有绝对高下优劣之分，选择哪种类型，通常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实际上，屡禁不止的"三乱"已经引发了多起恶性事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实际上，卢梭所坚持的"议行合一"模式是以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为前提，而马克思所倡导的"议行合一"模式主要是基于规模较小且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巴黎公社的经验。否则，代表的参政、议政积极性无论多么高高涨，也会因缺乏相应的能力而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在非民主型法治中，虽然也强调法律的重要地位，把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治道，但那里总存在着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威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①事实上，所有民主制社会的权威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权力监督机关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威，使之能够完全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因此，彻底消除权力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现实的。

人类漫长的历史证明，公共权力无制约，权力就有被滥用甚至走向腐败的倾向，公共利益就得不到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无保障。反之，凡是公共权力失去制约的社会，专制、暴政便随之而来，于是社会冲突加剧，秩序陷入混乱。

如权力部门之间产生摩擦，只能诉诸规定权力范围、行使过程及方式的最高规则即法律，因为只有法律才是权力产生的来源和运行的依据。司法部门缺乏独立性，不足以防止其他权力的干预，更不用说制约同级"人大"或党政部门了。

他认为，存在三种合法的权威形式：一是传统型权威。其实，现代社会的管理主要依凭制度。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目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价值定位是出于增强竞争力从而增强国力的考虑。有些地方创造"海选"的选举方式，即不提候选人，由选民自由投票选举，这种直接、自由和公开的选举效果较好，能够真实表达村民的意志。

另外，在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仅需要有民主意识和管理热情，而且需要具备管理的能力，其中包括洞察现行社会重大问题和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马克思认为这样就可以确保公共权力机构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

在废除了特权之后，如果公共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约，掌权者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特权，破坏平等，欺压民众。一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容不得下级不同的意见，更容不得民众的不同意见。

其中器物属于物质范畴，观念可归之于精神范畴。他认为，在实行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只能是理性的法律。

设立公共权力的初衷是旨在更好地实现公益和维护公民的权益，因此，公共权力的运作必须以符合民意为最后归宿。这与广义文化的分类大体对应，即器物、制度和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权力监督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力度较大，下级对上级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实行代表专职化，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意和发现问题，以便对行政权力部门和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运行予以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现代的政治民主化是对古代专制极权体制的颠覆。

(四)强化群众监督机制 在任何民主社会，群众监督在制约公共权力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建国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在治国中曾长期依重人治而忽视法治，其惨痛教训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以及表达民意所需要的分析、综合及语言能力等。权力无制约便会蜕变成"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